“三夏”已经结束，黄淮海两熟区的冬小麦基本归仓。然而，伴随着丰收喜悦而来的，还有各地干部日夜蹲守田间地头留下的憔悴操劳身影，以及刷满乡墙村壁、风格不一的各色禁烧标语。标语大致可分三种：第一种是饱含温情的道德呼唤，如“争当禁烧模范，争做文明公民”等；第二种更常见些，多为坐牢、罚款的赤裸恐吓，如“谁家麦茬谁家管，焚烧拘留加罚款”、“秸秆浑身都是宝，谁烧谁家老婆跑”、“蹲到地里点把火，拘留所里过生活”等；第三种较为文明体面，是站在农户立场上的换位思考和利益引导，如“秸秆还田，土地增肥”、“秸杆只要利用好，增加收入又环保”等。
这些年的政策实践已经证明，死看硬守、罚款坐牢的“两头堵”，并不能有效解决秸秆焚烧问题。根据发改委披露的《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年度报告（2014）》显示，2013年我国秸秆可收集量约8.3亿吨，综合利用量约6.4亿吨，秸秆综合利用率经过两年时间从2011年的70%提高到2013年的77%。在大幅提高的综合利用率背后，靠的是粉碎还田、捡拾打捆等秸秆综合利用农业装备的投入。据统计，仅2013年我国就新增机械化秸秆还田面积3600万亩以上，新增秸秆粉碎还田机4.2万台、秸秆捡拾压捆机0.4万台，秸秆直接还田量约为2.4亿吨，占秸秆综合利用总量的28.7%，成为最主要的秸秆综合利用途径。
然而，在看到快速进步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秸秆综合利用中存在的总量不足和结构风险。
首先，从秸秆综合利用的总量来看，77%的综合利用率同时还说明了有23%的秸秆资源被浪费或焚烧。此外，国家发改委于2015年11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文件，该文件要求，力争到2020年，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以上。秸秆综合利用之路，依然是任重而道远，尤其是与丹麦、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
其次，从秸秆综合利用的结构来看，存在连年秸秆直接全量还田比例较高的结构风险。虽然连年秸秆直接全量还田的作法最为省力、高效，但不可持续。据河南农大靳海洋等研究，长期秸秆直接全量还田会给农田生态系统带来负面效应，如土壤碳氮比失衡、病虫害加重、整地质量下降、耕作耗能增加等。最令人担忧的是，秸秆全量还田会增加土壤的负担，长期的秸秆还田势必将超出土壤本身的承受能力，给土壤埋下潜在的安全隐患。因此，生产上应在保证土壤地力持续提升的秸秆还田量基础上，因地制宜多领域综合利用作物秸秆。
再回到秸秆焚烧问题，为何笔者不赞成通过罚款坐牢等恐吓和强制手段解决？董博先生说的好，“秸秆是农业生产的外部性问题，禁烧是强行剥夺污染权的做法，又要吃饱又要环境好这是不讲理，赋予农民污染权，并允许其可以自由买卖交易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而不是拿着纳税人的钱去胡做非为，禁烧更是打着环保的旗帜赤裸裸的侵权！”。笔者对此极为赞同，只有承认农民的排放权才是从根本上解决秸秆焚烧问题的关键。根据科斯定理，只要排放权被清楚的定义，市场就能够找到最有效率的减排方式。
以5月底财政部发出的10亿秸秆综合利用大礼包为例。虽政策提出要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按市场运作、政府扶持的原则，通过政策鼓励扶持，引导农民自主自觉开展秸秆综合利用。但无论是农业部还是财政部，他们干这事的性质都是：花别人的钱，干别人的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说过，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最为经济；花自己的钱给别人办事，最有效率；花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最为浪费；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最不负责任。
秸秆综合利用这件事，当局要做的是厘清和赋予农户排放权，建立并维护自由的排放权交易市场，因势利导即可，切勿赤膊上阵、穷凶极恶、面目狰狞，假以时日，秸秆综合利用总量、结构等都不会成为问题。
文章来源：《农机市场》7月刊。
文章作者：张三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