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鸿麟（民建中央常委、贵州省主委）：
提高中小型机具补贴额度 研究农机用油补贴政策
尽管我国近10年来农机化发展良好，但仍面临严峻挑战。主要体现在平原与丘陵地区农机化水平发展不均衡、实际工作与相关政策法规存在明显差距、农机购置补贴制度亟待完善、南方山区农田基础设施和农机作业设施投入严重不足。
因此，他建议：
第一，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在农机化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与促进作用。在农业部负责编制全国补贴目录的基础上，授权各省区根据区域自然资源与生产需要确定区域内补贴机具目录，应该按照生产条件类似区域发放补贴机具品目确定权，扩大省区或同类区域地区在相关补贴机具种类、品种的话语权；允许各省区根据本地农业生产和农业结构需求特点，对于需要跨省区调运机具，在一定范围内提高补贴额度，并允许使用生产厂家提供的购置发票办理购置补贴手续；对西南地区，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实行倾斜性补贴政策，提高或至少不降低适宜区域生产需要的中小型农机具的补贴额度；积极探索，做好有限补贴向全面补贴的转变研究，真正推进农机购置补贴的普惠制。
第二，认真研究农机田间作业用油补贴政策和操作方式。积极减轻农机作业用油不合理的成本负担；借鉴农机购置补贴的发放办法，由省级农机主管部门根据农机普查情况，统计农机保有量、农机作业量、农机耗油量等，通过竞标方式，与供油方签订协议，农机手在指定地点加油并按扣除补贴后的金额交款；多渠道投资建设镇农机加油点；借鉴国外农机作业燃油补贴制度，给予作业农机30%—50%的燃油补贴。
第三，适当比例补贴资金用于农机化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将农机化田间作业设施建设纳入农田基础建设整体规划中。
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
提倡秸秆精肥还田 归口秸秆处理资金
我国秸秆平均每年产9亿多吨，多年来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案，出现地区性、季节性、结构性的秸秆过剩，造成空气水体污染、土壤板结、肥力减退。目前实行的直接还田方式，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为此，他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要尽快出台秸秆还田各项标准，改粗肥还田为精肥还田。农业部门应就秸秆还田形成统一的要求和标准，杜绝秸秆直接还田，提倡秸秆由直接还田变精肥还田。
二是要加强政策引导和技术扶持，促进村级秸秆“收—储—运—用”中心建设。他认为，政府应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导，农业企业经营为补充的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政策扶持机制。加大对农机大户、种粮大户秸秆制肥机的购置财政补贴比例，以大户带动秸秆循环利用农机化发展。
三是归口秸秆处理资金集中使用，充分发挥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政府应将各口径秸秆处理经费归口，不撒胡椒面，重点支持推广秸秆新技术和新设备；金融机构应加大资金倾斜，积极支持秸秆创新综合利用的高新技术企业和产品。
四是政府要大力倡导扶持施用秸秆有机肥，促进秸秆有机肥回归土壤，并对推广使用秸秆有机肥还田的农户和农业专业合作社给予政策直补金，使秸秆有机肥还田的农民短期不吃亏，长期见效益。鼓励因地制宜，积极开展秸秆饲料化、基料化研究、示范和推广。
左宗申（中国民主同盟党员，重庆宗申产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鼓励农机金融业务发展 构建农村信息服务平台
为加强农业产业化经营，有效解决农机金融服务不足、增加农机产品效率，规模农场集中度。为此，他建议：
一是要鼓励我国农机金融租赁业务发展，完善并细化有关农机融资租赁业务方面的政策；加强农村租赁市场和金融环境建设；扩大农机租赁试点范围，摸索具有普适性的农机金融扶持模式；建设风险保障补偿机制，降低农机租赁经营风险。
二是要推进大型多功能谷物联合收获机发展，鼓励和支持企业进行大型多功能谷物收获机研发创新；加大对大型多功能谷物收获机购置补贴力度；提高收获机械产品安全质量。
三是要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大型农场建设，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开办大型农场；简化贷款手续，积极为开办大型农场的民营企业发放贷款；培育多渠道的农业风险保障机制，扶持农场参加农业保险及建立农业互助保障基金；搭建农场商品流通服务体系；构建农村信息服务平台，促进农场向信息化发展。
民革中央：
以高科技创新突破 补农业现代化短板
当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发展存在以下问题：
农业重大基础理论、前沿核心技术以及农业高科技的应用、推广仍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虽然我国农业科技与世界水平在缩小差距，但在农业信息技术、农机化、包括高端农机装备及关键核心零部件等方面的研发、应用仍相对滞后，农业现代化程度仍较低。
农业科研资源缺乏有效整合，当前我国公益性的农业科研机制仍然各自为阵，并未形成统筹协调、分工明确、配合补充并完善农业科研体系，造成科研资源分散，科研成果难以落地和推广。
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主体地位尚未形成，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企业以科技创新为主体”，我国逐渐涌现出一批农业科技型企业，为我国现代农业提供了技术产业支撑。但由于他们体制不姓“公”，在国家项目评审、资金安排及科技奖励等方面往往排不上队，影响企业创新积极性。
建议：加快推进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选择北京、上海等城市，借助国家创新区域政策优势，重点培育一批农业高科技企业。加强对农业重大基础理论的研究，加快对农业前沿核心技术的研发，力争在农机装备、智能农业等领域取得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
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让企业真正成为农业科技创新的核心主体，破除企业创新的制度障碍。同时，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优化企业创新环境，完善有利于创新的公共服务体系。
加快“互联网+农业”的融合，以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互联网+高科技+农业+金融”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民盟中央：
发展“互联网+”现代农业
建议推进农业信息服务便捷化，重点抓好农业信息服务平台，为信息进村入户、农业技术推广等工程打造平台，共享功能更加完备的农业科技信息“云”服务平台，构建基于“互联网+”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新通道。建立“互联网+现代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交易平台，构建农业“专家云”，实现农业专家信息资源共享。
刘平均（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理事长）：
发挥农机化在品牌建设中的作用
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实施品牌战略是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农业已经在规模化、市场化、标准化、品牌化建设上取得了积极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产品有口碑，农业缺品牌”导致农产品难卖，谷贱伤农的现象时有发生。
因此，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很重要。第一，要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第二，加快我国农产品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建设；第三，建立知名品牌示范区。同时，在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中，农机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一种说法是，越优质的农产品越是出于手工，我认为这是不全面的，手工耕作包含了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而机械化作业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经之路。
范小建（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
以市场为导向 调整种植模式
现在政府要求农业种植模式进行结构调整，2015年玉米价格下降，让农户选择种什么确实是个难题。目前，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考虑市场，下一步如何进行结构调整应以市场为导向，正如以前农民选择种玉米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现如今要想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规定农民种什么不种什么，这种方式应该早就要摒弃。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我希望可以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为农户开展就业培训，或者与相关的企业联合搞订单式培训，这将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另一个途径。
刘身利（中农发集团董事长）：
农民与企业融合 打造中国农业企业的“航母”
现在国家提出供给侧改革，对我们企业来讲是利好的，充满了机遇与挑战，如果企业做好了，可以有效地缩短与国外农机企业的差距。但我们也要看到，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业面临的问题，就必须高度重视培育壮大本地现代化农业企业。目前，我国农业企业数量不少，但是实力弱、底子薄，农业加工企业与农民利益融合不够，缺乏股权和产权联系，市场竞争力不强。我认为国家应鼓励和支持企业与农民共建利益共同体，让农民用股权的形式进入企业，共享企业发展利益。要从战略角度予以重视，鼓励支持企业打造国际品牌，形成中国农业企业的“航母”，在国际上与国外企业竞争。农业企业还需要从管理到技术实现全面升级，为此我充满信心！
柯炳生（中国农业大学校长）：
科技创新助供给侧结构改革
供给侧改革想真正成功，要涉及到很多因素，最主要的就是科技创新。对很多科技人员来说，激励科研成果很重要，但研究过程同样重要，科技成果取决于过程。目前，科技体制和政策环境都亟待改善，从申请课题到成果管理，以及经费使用等制度都不尽合理，这些问题若不解决，对科技创新会有不利影响。建议改善科研人员研究过程中的制度环境，尊重科研工作的规律和特点，使科研人员将更多精力集中到科研工作上，避免教育行政化。
祁德川（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研究员）：
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农机化发展
云南的农业发展现状比以前好很多，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基础设施方面，沟渠建设还没有到位，在农业机械化方面也有待于提高，但农业生产方面仍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为稳定边疆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云南受地理条件限制，机械化发展与内地相比较为落后，希望有更多惠农政策，尤其是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能多向少数民族聚集倾斜，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
胡有清（全国台联副会长）：
加快农用地膜机械开发研究
建议加快环保农用地膜和农用地膜清理机械的开发研究，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研发不同类型的环保农用膜及替代材料。开发适应不同需要的农用地膜清理机械，提高废弃农膜回收的机械化程度。
张全国（河南农业大学副校长）：
加强职业农民培训
按照工业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需要推动农业的工程化、信息化，这就需要农民的职业化。这既涉及到土地流转、规模经营问题，又涉及提升农民技术水平问题。国家要制定政策，进一步加强职业农民的教育和培训，把符合新型农民要求的人才稳定到现代农业的第一线，发展现代农业。
本报记者金娟、白云鹤采写摄影